魔岩三杰与断裂的九十年代
一
1994年12月17日，圣诞节前夕，繁华的香港。一场似乎不咸不淡的演唱会即将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上演，为了拉拢观众，主办方到了后期在香港街头四处发票，演唱会前，负责演唱的一名叫何勇的歌手发出惊人之语，称当时在香港如日中天的四大天王除去张学友“算是个唱歌的”，其余不过都是“小丑”，“不服气大家来比试比试”。然而四大天王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许多四大天王的拥趸撕去了演唱会的海报，使得这一言论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噱头。
一夜过后，一些事情改变了。是一些事情，不是所有事情，是改变，不是革命。
演唱会的策划者张培仁在演唱会后写了一篇饱蘸感情的雄文《中国摇滚乐的春天》，激扬的格调和锐利的文风使它广为流传，被广大中国摇滚迷视为经典，他在文中这样描述这场演唱会：
“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天一样，没有熟知的偶像，没有华丽的衣裳，甚至没有人带着香港演出中惯见的哨子和萤光棒，他们空手而来，这是一个没人见过，不知道发生 什么事的演出。在没有人能预料到的状况下，这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议的壮态。红磡体育馆历来严格的规定阻止不了上万名决心要站 起来的观众，他们用双手和喉咙舞动、嘶吼，他们用双足顿地、跳跃，连向来见惯演出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在香港，几乎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
以及
“隔天港台的报纸大都以空前显著的版面报导这场演出的盛况，“摇滚灵魂，震爆香江”、 “中国摇滚，袭卷香港”、“红磡，很中国”许多评论文章先后对这场演出做出评述，更多文化人和音乐人先后发表许多意见，大家都对演出当天的热烈反应做出高度评价”
他甚至还赋予这场演唱会以民族文化认同的重大意义：
” 在香港，这个华人娱乐工业的中心里，有上万个群众同时疯狂于“真实”的力量；他们首次证明，来自丰厚大地母亲的文化养分能够让人产生新的视野和想象，他们见到了久违的音乐本质，发现这是和灵魂相通的线路，因而拋开了惯有的矜持，吶喊疯狂...这次演出首次结合来自内地、香港、台湾各方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对中国人的文化有一种强烈的使命和想象，他们大都相信中国人将会有更繁盛的文化景观，那也不是来自于虚构的娱乐幻境，而应该是来自于更真实广阔的创造力量，他们在这场演出中，都看见了这样的希望。”
不得不说张培仁是一个商业运作的天才，甚至是一个写文案的天才。他所主导的这场演唱会确实成就一时风光，然而他的妙笔生花之技更是让人目眩神迷。倘若 1994年在红勘举行的摇滚中国乐势力确实有如此气吞山河，举世无双的重要意义，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现在你随便向路人询问94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或者魔岩三杰时，得到的将是十问九不知的尴尬结局，要知道，当年伴随他们歌声长大的一批人现在都分布在30-40岁的年龄层里，是现时中国掌握话语权的中坚阶层。而且，魔岩三杰的音乐历程，一点也不比崔健，罗大佑等老牌歌手长，邓丽君？请不要和我谈论史前史。
任何了解这次演唱会和接触过魔岩三杰音乐的人都会肯定他们的价值，然而他们的价值还是一直被边缘化，这就是问题所在。或许张培仁当年就是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在文中的语句越激越越高昂，深藏在文字之下的不安与无奈就越沉重。94年一夜之后，辉煌就如同烟花一般，凋落过后再无续曲。张培仁返回台湾，推出包括陈绮贞，伍佰，张震岳在内的众多艺人，再未染指大陆乐坛，煊赫一时的大陆魔岩包括《中国火》系列戛然而止，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相继退出魔岩唱片，人生境遇则是“窦唯成仙了，张楚死了，何勇疯了”，一同登台演出的唐朝乐队的贝司手张炬因为车祸身陨，唐朝一蹶不振。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1994年是这样一个年份：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曼德拉宣布就职，经典美剧《老友记》开始播出，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英语学习和记忆，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落成，成为新上海的名片和徽标，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我们的邻居——大江健三郎，中国，依旧如崔健所唱，一无所有。对于世界来说，1994年是在即将跨越世纪的序列里，怀旧的情绪总是悠长，对于中国人来说，1994更是一个感慨万端的年代，改革开放刚刚16年，香港和澳门的回归近在眼前，在对往事的回溯与对未来的憧憬的双重迫近之下，现时变得鲜明而敏感，我们在哪里和我们是谁成为浓重而普遍的命题，王晶的电影里开始四处调侃97之后的香港即将面临的境况，1995年黄舒骏那首引起万千共鸣的《改变1995》则是对这种时代情绪的最好注脚。
1994年对于中国摇滚来说是承上启下的阶段，崔健在八十年代的辉煌成就开启了中国摇滚的黄金时代，新的摇滚人如郑钧开始崭露头角。在中国摇滚蓬勃发展的这一时期，来自台湾滚石唱片的张培仁深入到内地市场，准备开拓中国摇滚的商业之路。当时中国内地的摇滚人还没有深入与商业范式接触，各地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如同野草在中国大地上疯长。张培仁很快就发现中国大地上蕴含的无穷音乐想像力，他签约黑豹，把酒唐朝，在大街上听张楚的《姐姐》的小样时甚至潸然泪下。《中国火》作为他推出的摇滚合辑风靡两岸三地，使诸多音乐人从地下走到了地上，开始新的音乐征途。作为90年代中国摇滚乐资源最好的整合者和操盘手，张培仁催熟了中国摇滚的春天,将它们从幕后推向台前，从91年内地魔岩成立开始，一直到94年在香港红馆策划一场前所未有的演唱会，张培仁及其身后的魔岩文化是雄心万丈的，“我们觉得，这才是中国新音乐的本质，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更多的未来要去面对，有更遥远的任务在等待，香港演出的成功，只是个一开始”。
二
1994年的窦唯光芒万丈,才华横溢。一袭黑色西装，手提手鼓，在万千注目之下开口便唱，声音时而低沉时而高亢，眼神目空一切。彼时的才女王菲就是因为窦唯惊人的才华和时尚的外型一见倾心，离开待遇优渥的香港，成就一段曲折的姻缘。十余年后的今日，王菲和窦唯早已是路人，惟有窦靖童还以名字纪念着这段往事。装了美瞳的王菲在春节联欢晚会上依旧使人惊艳，而窦唯则是一个挺着肚腩的光头中年男人，音乐，也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2004年，在窦唯拒绝参加何勇组织的纪念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并发出“无须纪念，摇滚可能误国”的感慨，被一向真性情的何勇斥为“没有人味儿”
1994年的何勇刚刚出道，激情四射。他印证了摇滚乐是最适合和最依靠LIVE的音乐形式，在那天晚上，比之工稳厚重的窦唯，沉默木讷的张楚，他成为演唱会上的最亮点。当他在点燃所有现场观众后缓缓地向弹奏三弦的老者长鞠一躬，平稳地吐出：“何韵生，我的父亲”时，这必定是他这一生最辉煌的时刻，因为自己事业的成就和两代人之间的文化传承和体认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但是人不能总是活在回忆里，在红勘一夜风流之后，何勇的现状凄楚，在他的自我评价之中，他认为当年的歌迷都要过得比他更像样”这不仅仅是钱上面的问题，更多的是精神状态上的问题“
1994年的张楚是一位游吟诗人，从古都西安的风尘一路吟唱到了维多利亚港。不同于一般摇滚歌手的狂热状态，张楚表演时正襟危坐，双手平摊在膝上，以一种似乎十分费力的方法唱出自身。他以控诉父权社会对女性侮辱为主题的名作《姐姐》是最能表现他这种民谣风格的一支作品。然而在94年之后他仅出了一张《造飞机的工厂》后即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开始沉浸在属于自己的专属精神世界里。虽然还会出现在一些诸如贺兰山摇滚节这样的摇滚盛会上，但他的态度已非积极。谈起他的《姐姐》，他说出令人讶异的“我现在很不喜欢《姐姐》，我和我父亲现在关系很好，我可以理解他了。”这样故作认真大杀风流的话语也许可以看作他对过去那段岁月的讳莫如深。
当一种亚文化由于他对于时代的敏锐触感和鲜活生命力而被商业发掘之时，它必然会走到舞台中心，引领一时风骚。但文化圈的体积是相对固定的，原初的亚文化挤入中心话语圈之后，后继的亚文化会继承其位，大众对于一种文化的新鲜感与敏感性下降之后，嗅觉有如猎犬的商业运营自然会找到新的亚文化替代品，商业和文化毕竟是相互区分的。在文化层面上，一种音乐文化在商业上的起降并不会在深层上影响它的发展，反而是浮躁的商业模式对文化有反噬作用。然而这种宏观的变动迁衍到具体的个人境遇时，乐手便难免无法适应从昨夜的一夜风光到今日的门庭冷落。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魔岩三杰并非在音乐上失去呼应者，而是他们在借由一种商业模式达到与市场的良性沟通之后，忽然失去了这股依傍的力量，进而跌落到一种沟通失衡的境地之中，其间各种复杂的商业，理想，情义因素绝非常人能够想见。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多年之后窦唯面对媒体之时，忽然抛出阴谋论，认为当年的摇滚演唱会是有人不怀好意地加害于华语摇滚圈。此番言论再加之窦唯张楚面对媒体时戒虑重重，可以想见当年的遭遇使这些音乐人对于媒体之后所隐藏的商业运作模式是如何疑惧。与当年魔岩三杰的自我挣扎相对的是滚石公司的抽身而去，而它抽身而去的理由简单至极——它无法在大陆市场看到足够的前景。有人以此贸然指摘商业对于一代摇滚的伤害，然而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一个两难的命题：没有商业，魔岩三杰以及地下摇滚手无法将他们的呐喊播撒到四处甚至远播海外，声音至多在风中飘摇一阵迅即飘零，而他们的音乐得以贮存在卡带 CD各种介质之中四处播撒，即便十六年后的今天，你也可以在网路的视频网站和音乐网站上便捷地找到他们的音乐和现场，下面，则是无数歌迷的热情留言，他们仍然聚集在十六年前的回忆之前，不愿散去——这一切，都是依傍于商业的巨大影响力所取得的。然而商业的选择标准却永远着眼于利益而非文化。张培仁所激动描述的“商业应该只是一种流程，一种制度，商业不是一种音乐形式”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景罢了。
摇滚乐在八十年代经由改革开放进入国门，在整齐划一的政治艺术体制下困居多年的国人得以将目光投注向形式近于无限的西方各种音乐样式。如果说崔健是中国摇滚的教父，那以窦唯为核心的黑豹乐队绝对是金属乐队的先行者。在八九十年代的交界，理想主义与金钱浪潮交织的时代，社会格局面临重新划分，未来从未呈现出如此五光十色的时代，黑豹嗓子里稚嫩而清晰的呐喊是最切合心境的注脚。当一个民族经历了几十年的狭暗，突然间在眼前开辟一块空旷阔大的原野，绝大多数人都会有暂时的失明与失语。而谁能从这种暂时失语与失明的状态之下摆脱，启发先声，将这种情绪以最激烈的方式表达出来，谁就将是当仁不让的文化偶像，因为时代需要这样的偶像。我们只期望他们给予呐喊，而不奢求他们加以建设，毕竟，诗人不是政治家。当八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争先传阅新诗人们的理想主义神曲，下层的民众在黑豹等摇滚乐队的呐喊声中达到沸点，他们，殊途而同归。
三
相比与音乐，中国人似乎更喜欢诗歌，这是为什么从三代迄今，历史间哼唱的曲调全都失传，只剩下诗和词叙说往日风流。魔岩三杰之所以能够引起共鸣，因为他们的作品从时代的各个碎片角落出发，词句一字一字如同楔子打进现实与未来交织的意识泥沼，鲜明深刻无比，于是有了这样的咏唱：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里面你争我抢。吃的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 ----何勇《垃圾场》
哦，我的天，高级动物，地狱天堂皆在人间。 —— 窦唯《高级动物》
姐姐我看见你眼里的泪水，我想知道侮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 —— 张楚《姐姐》
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保佑工人，还有农民，小资产阶级，姑娘和明星，升官的升官，离婚的离婚，无所事事的人。—— 张楚《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
没有华丽的修辞和精妙的意象，只依凭对现实的牢牢咬合，这些词句在歧路之前的可怜人之中引起共鸣，他们发现，即使在黄昏之前还不能做出决定，至少还有呐喊可以选择。但是三杰的呐喊也仅仅止于呐喊，在呐喊之后他们也如路人一样陷入彷徨。他们出生于普通艺术家庭，有一些微小的叛逆与自觉，但是也仅止于此，这是他们的遗憾。诗歌之后是散文，他们无法完成散文的篇章，要么停留在自己的历史序列之中不出，比如像张楚一样独自观察“海洋的运动”像何勇一样在自己的回忆之中不肯出来，或者跳出序列，进行自省和自嘲，比如像窦唯一样吐露自己的心迹（他们（年轻时的自己）年轻、有劲，但对我而言，我不喜欢继续在一个你也去的，我也去的追逐中生活，没 必要天天愤怒、天天朋克、天天烦恼，这多少有点贫。其实，我们可以跳出这个模式，无论是主流模式，还是非主流模式，追求一种能拓展的空间。）。当忙于布朗运动的社会开始恢复正常的轨迹，而且无论社会模式是好是坏，都处在一个稳定的转变轨迹之中，短期内无法在回复到无限选择性的时候，理想主义门前不得不接受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场面。他们的才华没有消减，只是风向改变了，英雄退场了。
失去了理想主义的思想背景，中国的摇滚并不会走入穷途末路。现今的中国摇滚人依旧保持着新鲜的嗅觉，创造力和对现实的紧紧咬合。理想主义只是万千思想中的一种，呐喊也只是千万情绪的一支。而三杰留下的财富不会消磨，摇滚，不会拒绝任何人。
1994年12月17日，圣诞节前夕，繁华的香港。一场似乎不咸不淡的演唱会即将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上演，为了拉拢观众，主办方到了后期在香港街头四处发票，演唱会前，负责演唱的一名叫何勇的歌手发出惊人之语，称当时在香港如日中天的四大天王除去张学友“算是个唱歌的”，其余不过都是“小丑”，“不服气大家来比试比试”。然而四大天王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许多四大天王的拥趸撕去了演唱会的海报，使得这一言论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噱头。
一夜过后，一些事情改变了。是一些事情，不是所有事情，是改变，不是革命。
演唱会的策划者张培仁在演唱会后写了一篇饱蘸感情的雄文《中国摇滚乐的春天》，激扬的格调和锐利的文风使它广为流传，被广大中国摇滚迷视为经典，他在文中这样描述这场演唱会：
“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天一样，没有熟知的偶像，没有华丽的衣裳，甚至没有人带着香港演出中惯见的哨子和萤光棒，他们空手而来，这是一个没人见过，不知道发生 什么事的演出。在没有人能预料到的状况下，这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议的壮态。红磡体育馆历来严格的规定阻止不了上万名决心要站 起来的观众，他们用双手和喉咙舞动、嘶吼，他们用双足顿地、跳跃，连向来见惯演出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在香港，几乎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
以及
“隔天港台的报纸大都以空前显著的版面报导这场演出的盛况，“摇滚灵魂，震爆香江”、 “中国摇滚，袭卷香港”、“红磡，很中国”许多评论文章先后对这场演出做出评述，更多文化人和音乐人先后发表许多意见，大家都对演出当天的热烈反应做出高度评价”
他甚至还赋予这场演唱会以民族文化认同的重大意义：
” 在香港，这个华人娱乐工业的中心里，有上万个群众同时疯狂于“真实”的力量；他们首次证明，来自丰厚大地母亲的文化养分能够让人产生新的视野和想象，他们见到了久违的音乐本质，发现这是和灵魂相通的线路，因而拋开了惯有的矜持，吶喊疯狂...这次演出首次结合来自内地、香港、台湾各方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对中国人的文化有一种强烈的使命和想象，他们大都相信中国人将会有更繁盛的文化景观，那也不是来自于虚构的娱乐幻境，而应该是来自于更真实广阔的创造力量，他们在这场演出中，都看见了这样的希望。”
不得不说张培仁是一个商业运作的天才，甚至是一个写文案的天才。他所主导的这场演唱会确实成就一时风光，然而他的妙笔生花之技更是让人目眩神迷。倘若 1994年在红勘举行的摇滚中国乐势力确实有如此气吞山河，举世无双的重要意义，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现在你随便向路人询问94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或者魔岩三杰时，得到的将是十问九不知的尴尬结局，要知道，当年伴随他们歌声长大的一批人现在都分布在30-40岁的年龄层里，是现时中国掌握话语权的中坚阶层。而且，魔岩三杰的音乐历程，一点也不比崔健，罗大佑等老牌歌手长，邓丽君？请不要和我谈论史前史。
任何了解这次演唱会和接触过魔岩三杰音乐的人都会肯定他们的价值，然而他们的价值还是一直被边缘化，这就是问题所在。或许张培仁当年就是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在文中的语句越激越越高昂，深藏在文字之下的不安与无奈就越沉重。94年一夜之后，辉煌就如同烟花一般，凋落过后再无续曲。张培仁返回台湾，推出包括陈绮贞，伍佰，张震岳在内的众多艺人，再未染指大陆乐坛，煊赫一时的大陆魔岩包括《中国火》系列戛然而止，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相继退出魔岩唱片，人生境遇则是“窦唯成仙了，张楚死了，何勇疯了”，一同登台演出的唐朝乐队的贝司手张炬因为车祸身陨，唐朝一蹶不振。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1994年是这样一个年份：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曼德拉宣布就职，经典美剧《老友记》开始播出，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英语学习和记忆，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落成，成为新上海的名片和徽标，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我们的邻居——大江健三郎，中国，依旧如崔健所唱，一无所有。对于世界来说，1994年是在即将跨越世纪的序列里，怀旧的情绪总是悠长，对于中国人来说，1994更是一个感慨万端的年代，改革开放刚刚16年，香港和澳门的回归近在眼前，在对往事的回溯与对未来的憧憬的双重迫近之下，现时变得鲜明而敏感，我们在哪里和我们是谁成为浓重而普遍的命题，王晶的电影里开始四处调侃97之后的香港即将面临的境况，1995年黄舒骏那首引起万千共鸣的《改变1995》则是对这种时代情绪的最好注脚。
1994年对于中国摇滚来说是承上启下的阶段，崔健在八十年代的辉煌成就开启了中国摇滚的黄金时代，新的摇滚人如郑钧开始崭露头角。在中国摇滚蓬勃发展的这一时期，来自台湾滚石唱片的张培仁深入到内地市场，准备开拓中国摇滚的商业之路。当时中国内地的摇滚人还没有深入与商业范式接触，各地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如同野草在中国大地上疯长。张培仁很快就发现中国大地上蕴含的无穷音乐想像力，他签约黑豹，把酒唐朝，在大街上听张楚的《姐姐》的小样时甚至潸然泪下。《中国火》作为他推出的摇滚合辑风靡两岸三地，使诸多音乐人从地下走到了地上，开始新的音乐征途。作为90年代中国摇滚乐资源最好的整合者和操盘手，张培仁催熟了中国摇滚的春天,将它们从幕后推向台前，从91年内地魔岩成立开始，一直到94年在香港红馆策划一场前所未有的演唱会，张培仁及其身后的魔岩文化是雄心万丈的，“我们觉得，这才是中国新音乐的本质，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更多的未来要去面对，有更遥远的任务在等待，香港演出的成功，只是个一开始”。
二
1994年的窦唯光芒万丈,才华横溢。一袭黑色西装，手提手鼓，在万千注目之下开口便唱，声音时而低沉时而高亢，眼神目空一切。彼时的才女王菲就是因为窦唯惊人的才华和时尚的外型一见倾心，离开待遇优渥的香港，成就一段曲折的姻缘。十余年后的今日，王菲和窦唯早已是路人，惟有窦靖童还以名字纪念着这段往事。装了美瞳的王菲在春节联欢晚会上依旧使人惊艳，而窦唯则是一个挺着肚腩的光头中年男人，音乐，也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2004年，在窦唯拒绝参加何勇组织的纪念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并发出“无须纪念，摇滚可能误国”的感慨，被一向真性情的何勇斥为“没有人味儿”
1994年的何勇刚刚出道，激情四射。他印证了摇滚乐是最适合和最依靠LIVE的音乐形式，在那天晚上，比之工稳厚重的窦唯，沉默木讷的张楚，他成为演唱会上的最亮点。当他在点燃所有现场观众后缓缓地向弹奏三弦的老者长鞠一躬，平稳地吐出：“何韵生，我的父亲”时，这必定是他这一生最辉煌的时刻，因为自己事业的成就和两代人之间的文化传承和体认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但是人不能总是活在回忆里，在红勘一夜风流之后，何勇的现状凄楚，在他的自我评价之中，他认为当年的歌迷都要过得比他更像样”这不仅仅是钱上面的问题，更多的是精神状态上的问题“
1994年的张楚是一位游吟诗人，从古都西安的风尘一路吟唱到了维多利亚港。不同于一般摇滚歌手的狂热状态，张楚表演时正襟危坐，双手平摊在膝上，以一种似乎十分费力的方法唱出自身。他以控诉父权社会对女性侮辱为主题的名作《姐姐》是最能表现他这种民谣风格的一支作品。然而在94年之后他仅出了一张《造飞机的工厂》后即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开始沉浸在属于自己的专属精神世界里。虽然还会出现在一些诸如贺兰山摇滚节这样的摇滚盛会上，但他的态度已非积极。谈起他的《姐姐》，他说出令人讶异的“我现在很不喜欢《姐姐》，我和我父亲现在关系很好，我可以理解他了。”这样故作认真大杀风流的话语也许可以看作他对过去那段岁月的讳莫如深。
当一种亚文化由于他对于时代的敏锐触感和鲜活生命力而被商业发掘之时，它必然会走到舞台中心，引领一时风骚。但文化圈的体积是相对固定的，原初的亚文化挤入中心话语圈之后，后继的亚文化会继承其位，大众对于一种文化的新鲜感与敏感性下降之后，嗅觉有如猎犬的商业运营自然会找到新的亚文化替代品，商业和文化毕竟是相互区分的。在文化层面上，一种音乐文化在商业上的起降并不会在深层上影响它的发展，反而是浮躁的商业模式对文化有反噬作用。然而这种宏观的变动迁衍到具体的个人境遇时，乐手便难免无法适应从昨夜的一夜风光到今日的门庭冷落。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魔岩三杰并非在音乐上失去呼应者，而是他们在借由一种商业模式达到与市场的良性沟通之后，忽然失去了这股依傍的力量，进而跌落到一种沟通失衡的境地之中，其间各种复杂的商业，理想，情义因素绝非常人能够想见。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多年之后窦唯面对媒体之时，忽然抛出阴谋论，认为当年的摇滚演唱会是有人不怀好意地加害于华语摇滚圈。此番言论再加之窦唯张楚面对媒体时戒虑重重，可以想见当年的遭遇使这些音乐人对于媒体之后所隐藏的商业运作模式是如何疑惧。与当年魔岩三杰的自我挣扎相对的是滚石公司的抽身而去，而它抽身而去的理由简单至极——它无法在大陆市场看到足够的前景。有人以此贸然指摘商业对于一代摇滚的伤害，然而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一个两难的命题：没有商业，魔岩三杰以及地下摇滚手无法将他们的呐喊播撒到四处甚至远播海外，声音至多在风中飘摇一阵迅即飘零，而他们的音乐得以贮存在卡带 CD各种介质之中四处播撒，即便十六年后的今天，你也可以在网路的视频网站和音乐网站上便捷地找到他们的音乐和现场，下面，则是无数歌迷的热情留言，他们仍然聚集在十六年前的回忆之前，不愿散去——这一切，都是依傍于商业的巨大影响力所取得的。然而商业的选择标准却永远着眼于利益而非文化。张培仁所激动描述的“商业应该只是一种流程，一种制度，商业不是一种音乐形式”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景罢了。
摇滚乐在八十年代经由改革开放进入国门，在整齐划一的政治艺术体制下困居多年的国人得以将目光投注向形式近于无限的西方各种音乐样式。如果说崔健是中国摇滚的教父，那以窦唯为核心的黑豹乐队绝对是金属乐队的先行者。在八九十年代的交界，理想主义与金钱浪潮交织的时代，社会格局面临重新划分，未来从未呈现出如此五光十色的时代，黑豹嗓子里稚嫩而清晰的呐喊是最切合心境的注脚。当一个民族经历了几十年的狭暗，突然间在眼前开辟一块空旷阔大的原野，绝大多数人都会有暂时的失明与失语。而谁能从这种暂时失语与失明的状态之下摆脱，启发先声，将这种情绪以最激烈的方式表达出来，谁就将是当仁不让的文化偶像，因为时代需要这样的偶像。我们只期望他们给予呐喊，而不奢求他们加以建设，毕竟，诗人不是政治家。当八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争先传阅新诗人们的理想主义神曲，下层的民众在黑豹等摇滚乐队的呐喊声中达到沸点，他们，殊途而同归。
三
相比与音乐，中国人似乎更喜欢诗歌，这是为什么从三代迄今，历史间哼唱的曲调全都失传，只剩下诗和词叙说往日风流。魔岩三杰之所以能够引起共鸣，因为他们的作品从时代的各个碎片角落出发，词句一字一字如同楔子打进现实与未来交织的意识泥沼，鲜明深刻无比，于是有了这样的咏唱：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里面你争我抢。吃的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 ----何勇《垃圾场》
哦，我的天，高级动物，地狱天堂皆在人间。 —— 窦唯《高级动物》
姐姐我看见你眼里的泪水，我想知道侮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 —— 张楚《姐姐》
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保佑工人，还有农民，小资产阶级，姑娘和明星，升官的升官，离婚的离婚，无所事事的人。—— 张楚《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
没有华丽的修辞和精妙的意象，只依凭对现实的牢牢咬合，这些词句在歧路之前的可怜人之中引起共鸣，他们发现，即使在黄昏之前还不能做出决定，至少还有呐喊可以选择。但是三杰的呐喊也仅仅止于呐喊，在呐喊之后他们也如路人一样陷入彷徨。他们出生于普通艺术家庭，有一些微小的叛逆与自觉，但是也仅止于此，这是他们的遗憾。诗歌之后是散文，他们无法完成散文的篇章，要么停留在自己的历史序列之中不出，比如像张楚一样独自观察“海洋的运动”像何勇一样在自己的回忆之中不肯出来，或者跳出序列，进行自省和自嘲，比如像窦唯一样吐露自己的心迹（他们（年轻时的自己）年轻、有劲，但对我而言，我不喜欢继续在一个你也去的，我也去的追逐中生活，没 必要天天愤怒、天天朋克、天天烦恼，这多少有点贫。其实，我们可以跳出这个模式，无论是主流模式，还是非主流模式，追求一种能拓展的空间。）。当忙于布朗运动的社会开始恢复正常的轨迹，而且无论社会模式是好是坏，都处在一个稳定的转变轨迹之中，短期内无法在回复到无限选择性的时候，理想主义门前不得不接受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场面。他们的才华没有消减，只是风向改变了，英雄退场了。
失去了理想主义的思想背景，中国的摇滚并不会走入穷途末路。现今的中国摇滚人依旧保持着新鲜的嗅觉，创造力和对现实的紧紧咬合。理想主义只是万千思想中的一种，呐喊也只是千万情绪的一支。而三杰留下的财富不会消磨，摇滚，不会拒绝任何人。